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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之河与律师之堤

2012-3-31 10:40| 发布者: lansebeiai| 查看: 1916| 评论: 0|原作者: 刘刚|来自: 《桥梁》杂志

摘要: 2010年12月出版的《桥梁》杂志刊登了邓文中先生的一篇文章:《会计师 律师 工程师》。邓文中先生是美籍华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林同公司董事长、国际著名桥梁建筑工程大师。中国交通运输 ...

        2010年12月出版的《桥梁》杂志刊登了邓文中先生的一篇文章:《会计师 律师 工程师》。邓文中先生是美籍华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林同棪公司董事长、国际著名桥梁建筑工程大师。中国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凤懋润在给港珠澳大桥建设者所做的饱含激情的学术报告中提及邓文中先生时,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邓文中先生是海外华人乃至所有华人的骄傲,其成就、影响和贡献,自然无需多言。
        《会计师 律师 工程师》一文,分析了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之间的关系。邓文中先生深入浅出的笔调和独特的视角,让我受益匪浅。不过,也许是因为学习法律的缘故,读到邓文中先生文中提及律师和法律所表达的观点时,感到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一下邓文中先生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及构建工程师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应该别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趣味。于是,我产生了把自己的理解写成文字的念头,当成是自己的读后感,求教于大家。
        邓文中先生在文章中说:“法律的目的本来是要伸张正义,寻求真理。所以律师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本着这个目标做事。但是,譬如在美国,律师的职责近年来似乎有很大的改变。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只是为其顾客服务,有时候甚至不惜扭曲法律的原意,钻法律的漏洞。”的确,法律的目的是要伸张正义,寻求真理、维护尊严,但法律目的的实现,并不仅仅是律师的职责,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的责任。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家等组成的一个广义的概念。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只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等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才可能促进法律目的的实现。
        法律和社会生活永远存在距离,法律和社会生活永远不可能恰巧重合。从这个角度讲,法律无法承担社会生活的全部治理责任,社会生活的法律治理永远处于应然的状态。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想实现社会正义,进而保障人的尊严,就只能追求法律意义上的真实,而放弃追求客观意义上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所维护的权利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法律所维护的尊严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尊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即使有律师“不惜扭曲法律的原意、钻法律的漏洞”,但其目的并不在于为当事人的罪恶辩护,而在于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服务。律师的辩护与其说是针对受害人的,毋宁说是针对公权力的。而且,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诉讼中,律师并不是当事人命运的最终主宰,主宰命运的,是保障社会正义和个人尊严最后防线的法官。法官落下法槌的瞬间,才是命运定格的时刻。
        之所以人们会对“扭曲法律的原意、钻法律的漏洞”的律师产生反感或误解,很大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会对律师为之服务的当事人(如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先入为主的道德审判,为“坏人”辩护的律师也必定不会是什么好人。而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义,任何人未经法院宣判,就不得认定有罪。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仍然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享有作为“人”的尊严。法律的目的,恰恰在于要维护和保障这样的权利和尊严。法治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是限权和尊重程序。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行政权力都是巨大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很容易构成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伤害。所以,在一个人侵犯了另外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时候,另一个人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仍然只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去救济、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当权者不能恣意妄为,只能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追求正义的还原,保障人的尊严。如果没有限权和对程序的尊重,不管是对于守法者还是对于违法者,都将缺乏制约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平衡机制和缓冲机制。无疑,这种局面对社会、对个体,都将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案例在非法治国家或法治国家的非法治时代中并不鲜见。
        其实,只要想想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就不难认识到,诉讼作为一种法定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是这个社会文明的表现,法律本身以及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为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社会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贡献。季卫东先生在《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中比较了中国和日本近代以来经济产业化初期和制度现代化初期的过程。在经济产业化初期,1865年,日本横滨制铁所横须贺造船厂开工,同一年,中国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开工;1887年,日本东京电灯株式会社开业,1888年,中国广州电灯公司开业。而在制度现代化初期,1872年,日本就派遣使节团赴欧美考察法制,而中国,直到1905年才迫于压力而派遣五大臣赴欧美考察法制;1898年,日本就公布了民法典,而中国,直到1930年民法典才公布完毕。可见,中日之间的“器物文明”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起步,但对于“保障器物技术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比日本差不多落后了30多年。可以说,这30多年的差距,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于日本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邓文中先生在文章中说:“许多人以为法律能确认是非黑白,事实上许多法律问题都处于灰色地带。这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但文字本身就不是绝对准确的工具。”的确,这触及到了法律天生的缺陷。这就需要法律的解释和理解,这不仅仅需要律师的参与,而且也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其他职业群体的共同参与。2000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有时和人治的确不是那么截然“井水不犯河水”。这样,“扭曲法律的原意和钻法律的漏洞”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也许短期来看,“扭曲法律的原意和钻法律的漏洞”可能会造成当事人或公众对法律的质疑和信仰的丧失,但长远来看,吃一堑,长一智,这种“钻漏洞”精神将最终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并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样,工程领域中的规范相当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法律,但正如邓文中先生所言,“要求所有工程规范都有绝对黑白分明的条文是不可能的”,“律师型的工程师”的存在,或许也将有利于工程规范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有利于工程实践的发展。但是,只要语言理解上的多样性和歧义性不消除,法律和工程规范中存在的这种“灰色地带”就永远无法消除。
        如同法律有善法和恶法之分一样,工程规范或许也同样如此。林同棪先生一定是秉持同样的理念,所以,才在他的名著《预应力混凝土》一书的序言中说:“给不盲从规范而遵循自然定律的工程师”。邓文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林同棪先生的思想,并认为这种思想是“工程师应有的工作原则”,因为“自然定律是天然的,是不能违背的;规范是人为的,规范中的错漏无法避免”。我也极其赞同这个观点。我想,作为美籍华人的杰出代表,林同棪先生和邓文中先生一定都深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这样一种自然定律,只能从道家文化中去寻找根源。这种根源就是《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表明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而从法律的角度解读这样一种自然定律,就是法律不仅是刚性的,也是柔性的;不仅是前瞻的,也是保守的;不仅是有用的,也是有缺陷的。一切的一切,只有自然的,而非人定(为)的,才是最好的。
        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说,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所以法律不应该肆意扩张,就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250多年前所说的那样,节制是立法者的美德。顺此思路,节制,也更应该是司法者和执法者的一种美德。法律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顺应自然定律和自然本质,是固守和坚持道德底线,是通过形式上的“无为而治”而最终实现法律的目的。工程规范也同样如此。基于这个前提来审视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师和律师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工程师和律师之间合作共赢、共生共长的新型关系。工程师和律师作为两种不同的职业,各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工程师的使命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律师的责任在于确保改善的过程合法或不违法。这就体现为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中结果至善和过程至善的良性结合。让我仿照意大利著名学者、刑事实证学派代表人物菲利的话,来比喻和归纳工程项目管理架构中工程师和律师的关系,那就是:工程师是河,而律师是堤;工程师是主流和主力,而律师是守望和保障。简言之,工程师就是被律师之堤围在中间的那条河流,既可以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又不会泛滥成洪,水漫堤坝。工程师和律师的合力(或者工程和法律的合力),将共同促进工程实践的发展和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这种合力越大,工程建设和项目管理就越可能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化,进而走向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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